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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年的通鉴记载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丙戌，公元六二六年）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
甲寅，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日遣员外郎一个更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齐王元吉为司徒。
丙子，初令州县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闬相从立社。各申祈报，用洽乡党之欢。戊寅，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还宫。
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戊戌，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师都寇边，陷静难镇。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寇灵州。
乙卯，车驾还宫。
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戊午，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忄曷愚夫，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有造为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成馀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讟，子佗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上诏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言合理。萧瑀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矣！”瑀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廛邸，混杂屠沽。辛巳，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无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
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癸未，突厥寇西会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杀长史，叛归梁师都；都督刘旻追斩之。
壬辰，党项寇廓州。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人卢南反，杀刺史宁道明。
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
突厥寇兰州。
丙辰，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
六月，丁巳，太白经天。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馀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辞曰：“敬德，蓬户甕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籓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馀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仍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
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韦挺于巂州，皆以为谏议大夫。
世民命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政令简肃，中外大悦。
以屈突通为陕东大行台左仆射，镇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协。云起弟庆俭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收斩之。行方惧，逃奔京师，轨追之，不及。
吐谷浑寇岷州。
突厥寇陇州；辛未，寇谓州。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
废益州大行台，置大都督府。
壬申，上以手诏赐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辛巳，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之，传首。
初，上以瑗懦怯非将帅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盗，勇悍险诈，瑗推心倚伏之，许为昏姻。太子建成谋害秦王，密与瑗相结。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瑗心不自安，谋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为功，乃说曰：“大王若入，必无全理。今拥兵为数万，奈何受单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与泣。瑗曰：“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乃劫敦礼，问以京师机事；敦礼不屈，瑗囚之，发驿征兵，且召燕州剌史王诜赴蓟，与之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瑗不能决。君廓知之，往见诜，诜方沐，握发而出，君廓手斩之，持其首告众曰：“李瑗与王诜同反，囚执敕使，擅自征兵。今诜已诛，独有李瑗，无能为也。汝宁随瑗族灭乎，欲从我以取富贵乎？”众皆曰：“愿从公讨贼。”君廓乃帅其麾下千馀人，逾西城而入，瑗不之觉；君廓入狱出敦礼，瑗始知之，遽帅左右数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于门外。君廓谓瑗众曰：“李瑗为逆，汝何为随之入汤火乎！”众皆弃兵而溃。唯瑗独存，骂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矣！”遂执瑗，缢之。壬午，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敦礼，仲方之孙也。乙酉，罢天策府。
秋，七月，己丑，柴绍破突厥于秦州，斩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馀级。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谏议大夫王珪以启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丁酉，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征至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诣京师，征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师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皆解纵之。太子闻之，甚喜。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出为万泉丞，县有系囚十许人，会春雨，临纵之，使归耕种，皆如期而返。临，令则之弟子也。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请和。
壬戌，吐谷浑遣使请和。
癸亥，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租调二年，自馀给复一年。
癸未，诏以“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初，稽胡酋长刘屳成帅众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由是所部猜惧，多来降者。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馀万骑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务崇节俭，服御取给而已。上深重之，尝与之议赏罚，后辞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己卯，突厥进寇高陵。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馀级。
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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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就有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的说法，这也是封建社会的弊病之一吧。但是，即使是母亲生了儿子，儿子的地位也不一定很高，有时候甚至不如有些女孩子。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他们的母亲的身份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爹，嫡子和庶子还是有很大的差别。1、正室的身份更为高贵，嫡子地位也不同
在古代的时候，一般有条件的家庭家里都会有其他的妻妾，与如今的一夫一妻制不同。但是在古代，结婚的话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所以大户人家和有名气的家庭，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给别人做妾。这样看来，正室妻子的地位就比妾要尊贵得多。因为妾大部分是一些穷苦人家的女儿和一些名妓，大多出身低微。所以嫡子的地位很大程度还是依赖于母亲。
2、嫡子牵扯的利益比较多
既然正室的地位那么高，那么她的权力也是比较大。在古代的时候，就算是亲家，在朝堂上也是可以相互依仗的。如果父亲偏爱了庶子，他也会立刻遭到妻子以及她的娘家人的反对。影响的也是嫡子以后的发展，还有家业的继承。庶子的利益牵扯就很简单，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可图的背后利益。
3、约定俗成，难以改变
在很久以前，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之后，再接着长子一般为妻子所生，直到人们默认了嫡子的应有的权利，庶子就很难再翻身了。这是社会的一种诟病，毕竟是社会根存很久的事情，难以拔除。
不管是嫡出还是庶出，都是一个平等的人。古代的这种制度也抹杀和耽误了不少有才能的人。相比于今天，我们都是一个个平等的人，可以自由地发展，提升自我，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努力，不辜负这个美好地时代。
隋朝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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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为隋末太原王氏的庶子，被恶毒的大夫人迫害，不得已离开。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虬髯客成了义父，李靖是姑父，当了土匪，顺便劫个道，不好意思，劫了个未来宰相房玄龄。既然你王氏要辅佐李渊定鼎天下，那我就夺了李渊的江山，抢了他儿媳妇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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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
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随后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后，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并于大业二年（606年）颁布诏书迁都洛阳。隋文帝在位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局面。隋炀帝在位时期修建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但因过度消耗国力，引发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朝灭亡，享国38年。
大隋开国 北周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 大象二年（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为总知中外兵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是为隋文帝，国号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北周覆亡。
南下灭陈 隋灭陈之战形势图隋文帝意图南灭南朝陈，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的军事储积，使陈损失惨重。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开皇七年（587年）十月废除西梁。次年发动灭陈战争，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河清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南朝陈。 杨素率水军从巴东顺长江东下，与荆州刘仁恩军联合占领延州（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等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东援建康之中游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一带，为下游隋军创造有利条件。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钳击建康，与宇文述军包围建康。 开皇九年（589年）二月，隋军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开皇之治 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倡导节俭，节省了一定政府开支、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苛捐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从此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隋朝建立的统一。
政治方面，隋文帝统一后，一方面躬行俭朴，一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杨坚明白?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之道理，所以由他统治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躬行节俭，使人民负担得以减轻，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隋文帝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裁汰了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简要刑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经济方面，沿袭北魏的均田制，颁布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此外隋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八百二十万，比唐朝的最高值略多）。为积谷防饥，隋朝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鉴于前代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间，政治较为清明，人口显著增加，府库较为充实，外患较少，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开皇之治?，该时期为隋朝的鼎盛时期。 皇位交替 隋文帝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此消息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步入盛世 隋炀帝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隋炀帝继位之初便决定营建东都洛阳并于继位第二年即大业二年（606年）颁布诏书迁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开凿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并对四周展开征讨，扩大了隋朝版图。然而由于隋炀帝过于急功好利，这些举措相反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破坏。 由于长安地处偏西，粮食供应困难。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建成后，隋炀帝于大业二年（606年），迁都洛阳。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隋炀帝又注重洛阳都城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为了沟通江南经济地区、中原政治地区与燕、赵、辽东等军事地区的运输与经济发展，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推动了隋唐大运河的建造，大运河带来许多益处：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其中江都发展成为隋朝的经济中心之一；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太原），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在政治制度上，隋炀帝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隋炀帝大业前期是公认的隋朝全盛时期，即使《隋书》也将前七年和后七年分开来写，以示区别。 群雄并起 隋炀帝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最终引起隋末危机。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发动叛变，抵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不久被隋军镇压。大业九年（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同年被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举兵起义，达官子弟踊跃参加，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隋朝统治集团开始分裂。 河南有翟让、李密的瓦岗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今河南荥阳），打下荥阳诸县。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都城洛阳的粮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国号魏，以洛阳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都城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最后投降越王杨侗。 河北有窦建德的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河北冀州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国号夏。 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大业九年（613年），两人在齐郡（今属山东）举兵叛乱，随后南下江南。大业十三年（617年），占领高邮，切断江都（今江苏扬州）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 走向覆亡 隋廷在此局势下迅速的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炀帝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他下令筑丹阳宫，计划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北逃中原。大业十四年（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叛变，杀了隋炀帝，拥立隋炀帝侄子杨浩为帝。 不久宇文化及又弑秦王杨浩自封许帝，建国许。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大业十三年（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自任丞相，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中原地区得知隋恭帝死讯后，6月22日，洛阳都城留守?七贵?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即隋哀帝，又称皇泰主；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罢黜隋哀帝，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 620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派人迎接萧后及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来东突厥，立政道为隋王，把留在东突厥境内的中原人交给杨政道管治，建立?大隋?，史称后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630年，唐朝出兵灭亡东突厥，另外分兵攻破定襄，后隋才灭亡。
李恪之母杨妃是隋炀帝之女，他有前朝血统，而李家江山又是从杨家手中夺取，所以李恪不能继承皇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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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吏治败坏，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重大自然灾害不断，民大饥不能活，关外女真崛起，多次入关劫掠。大明境内狼烟四起，明失其鹿，天下共擒之，一个医生穿越到明末成为庶子，庶子也风流，张景开始他精彩的擒鹿之旅。
魏征的简介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史实吧。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著称于各部史书，李元昌的墓志甚至铭刻着各种溢美之词：“姿容端丽，体貌淹华。渔猎典坟，颇好音乐。至于啼猨落雁之巧，命中如入神；垂露象形之工，转注穷众妙。”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射猎如神，绘画精妙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就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中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在史书或墓志铭上则完全没有分毫的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人物生平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编辑本段魏征故里
概述
历史大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但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下曲阳即是属于巨鹿，遍观从隋朝、唐朝到今天，历代政府所设巨鹿郡/巨鹿县的辖境都在邢台市范围。而且唐时的馆陶和晋县不属于巨鹿郡/巨鹿县管辖。
唐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征，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五代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征钜鹿人。《资治通鉴》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元 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巨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中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征，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
明代《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记载魏征为巨鹿人。
清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征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征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魏徵像
[4]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征，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征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考古发现
民国时期邢台巨鹿古城发掘出的唐代时期的魏征祠堂和魏征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征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征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征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魏征像于唐代用铁铸成。
新中国辞海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征词条记载曰：“魏征，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依据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旧唐书》中关于巨鹿的记载： 邢州上 隋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总管府，管邢、温、和、封、蓬、东龙六州。邢州领龙岗、尧山、内丘三县。四年，平
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请缨”句：以汉终军自喻。西汉时终军自请安抚南越，他向汉武帝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意思是只要一根绳索就可把南越王捆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 西汉初郦食其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为汉之东藩。“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现的是想象中出关后征途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抒情主人公心情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代森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凄寒图景，同时也暗寓了诗人告别唐主后心情的孤寂。这里，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对故国的怀念又蕴含任务特殊而艰巨，个人吉凶未卜之意。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九逝，极言精神之不集中。“逝”一作“折”。“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的感伤一样，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增加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丰满感，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主恩的心灵之纯真。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抒发了诗人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重然诺而著名当世。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诺：答应，诺言。侯羸：战国时魏国人。家贫。 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监门小吏。信陵君救赵，侯羸出奇计助之，但因年老不能随行，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实践了这一诺言。意气：情谊，《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征的人生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因而《唐诗别裁》评论说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传说中的魏征小说《西游记》裏记载了魏征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再也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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